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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将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作为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背景之下，《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融资平台公司形同于基层主政官员开的“皮包公司”，专职人员只有两三个人，融资平台公司与职能部门或事业单位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而在地方政府庇护下，一些缓释风险的规范融资措施被当成“耳旁风”，采用回购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地方政府继续违规向融资平台公司注资或提供担保、土地储备中心违规与融资平台公司一体化运作等行为屡禁不止，融资平台经营风险和债务风险也越积越多。在这背后，融资平台公司一方面承担政府投融资职能，一方面又被当作市场主体与金融机构对接，畸形的运营模式使其游离于监管之外。
融资平台买好车供地方官员享用
一位县级干部的抽屉里曾一度放着多个平台公司的各种印鉴，外出融资像“讨米”，一个皮包就能全装走。哪个公司适合融资，就用哪家公司的手续。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各地融资平台公司经营水平参差不齐，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融资平台公司类似工作专班，员工从上至下都是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在湖南，近期整顿之前很多区县市的融资平台，掌门人是一群基层主政官员，公司则形同“皮包公司”。记者在一个县级市与当地分管领导、财税干部、四大平台公司负责人座谈，一个小小会议室就能把人凑齐。这些公司董事长往往由各地常务副市长、副县长等兼任。公司几个关键人物，都是当地政府部门负责人。
一位县级干部说，他的抽屉里曾一度放着多个平台公司的各种印鉴，外出融资像“讨米”，一个皮包就能全装走。哪个公司适合融资，就用哪家公司的手续。相关的公司，有的专职人员就那么两三个人。这些公司的掌门人，虽然都做着几千万、几亿元的买卖，但没有激励和考核机制，一些公司员工只是政府投融资的办事人员，拿的还是科级、处级每月数千元不等的工资。
在湖北的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与职能部门或事业单位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一家城投公司负责人说：“公司与市土地储备中心一体化运营，36个人都是事业编制，编制就挂在土地储备中心下面。”在另外一个地市，城投公司员工同样也都是事业编制，因为城投公司还有一个身份，即城市建设资金管理办公室。
融资平台公司政企不分的运营模式让一些党政领导找到了不遵守廉政规定的借口。湖南一个县近期调查发现，全县公务车辆编制核定为387辆，实际在用公务车数量却多于此数，存在的问题是超标准配备、超编制配备，以企业、私人及协会等名义购置，以各种名义长期借用、调用车辆。清理整顿中，该县县委书记带头交出一辆排量3.5L的丰田汉兰达越野车，此车购买于2011年12月，产权登记单位为县城投公司，而使用单位为县委办。
该县相关负责官员告诉记者，他们在自查自纠中发现的情况，融资平台买好车供地方主要领导干部享用，在其周边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具有普遍性，是一个潜规则。
公司董事不知融资投向
“比如近期平台有个基建项目做一项前置审批，审批报告竟然马虎到搞错了地名，原来所谓审批就是在现成的模板上换个地名，这次露馅是替换时把关键字输错了！”
一方面承担政府投融资职能，一方面又被当作市场主体与金融机构对接，畸形的运营模式使融资平台公司游离于监管之外，既不遵守市场基本规律，完全听命于行政指令；又缺乏外部监管，风险控制的一些措施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落实。
从前置审批监督看，一些基层干部反映职能部门对于融资平台公司现在是收费的多，服务的少，负责的没有。湖南一个地级市融资平台公司负责人说，政府的监管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收费名目繁多，收费太高。”每个项目的立项从可研报告编制、评审到环评、交通评审、能源、水土农林，无处不收费，整个算下来评审费用占到项目总成本的2%左右，有些审批收钱之后就走个过场。
他说“比如近期平台有个基建项目做一项前置审批，审批报告竟然马虎到搞错了地名，原来所谓审批就是在现成的模板上换个地名，这次露馅是替换时把关键字输错了！”
事前监督流于形式，事中、事后监督也落实不了。不少担任融资平台公司董事的国资委[微博]、发改局基层干部抱怨，融资平台公司既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又是市场中的法人主体，双重角色不伦不类，作为董事一年下来难得开一次董事会，别说监管，连公司经营状况、融资投向都不清楚。
中部省份一地市国资局副主任说，融资平台公司与一般的国有企业有差异，说不清是一个什么概念。既是企业，又是一个正县级单位，与国资局平级，双方都有分管市长，怎么监管？而且融资平台公司都是直接围绕市委市政府的核心工作在转，很多决策国资委[微博]没有发言权。
一名基层发改局干部说，国家发改委将预审权限下放给省级发改部门后，地方发改部门承担起企业债券风险防控、存续期监管工作，这种监管实施起来很难，就像同级纪委监管不了同级党委。城投的大项目往往都是地方主要领导的指令，发改部门只能配合，明明知道项目实际投向与申报书不符，也不可能去拆穿。
从融资平台公司内部看，员工纷纷留有后路，无人对公司负责。湖南一个县融资平台公司面临清理，大多数“高管”选择辞职，回去继续做自己的公务员，因为他们认为平台公司没前途、不靠谱。湖南一些干部认为，这种县级平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可能在一些政府性投融资项目上形成管理盲区，有的融资平台公司负责人在写了辞职报告后连电话都不想再接。
风险累积令行不止
在地方政府庇护下，一些缓释风险的规范融资措施被当成“耳旁风”，一些平台公司不仅不清理、制止，还在继续违规操作，饮鸩止渴。
缺乏外部监督，公司管理层又没有动力为企业长远考虑，融资平台公司的风险不断累积。同时，与地方政府深度捆绑在一起的融资平台公司，对国家相关部委的一些缓释风险的措施也打折执行，继续采取违规办法和手段融资，放大杠杆。
记者了解到，一些融资平台公司只考虑眼前投资需求，不计成本发债。去年底、今年初市场利率达到历史性高点时，还是有城投公司在这个时点发债，债王频出。还有基层发改部门干部担忧，有的地区的融资平台公司可能风险已经很大，但融资平台公司没有进行预警，任由风险发展直至爆发。如2011年4月，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其债权银行发函称：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该公司在建行、国开行、工行等十几家银行贷款余额近千亿元，大大超过了其偿债能力。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地方政府庇护下，一些缓释风险的规范融资措施被当成“耳旁风”，一些平台公司不仅不清理、制止，还在继续违规操作，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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